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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生平

来源:知乎  发布日期:2021-03-26 00:39

人间,就是由这些闪着光辉的明珠,才能不那么昏暗吧。——编者按

说到王国维,很多人知道他的《人间词话》,知道他著名的“三境界说”,甚至还知道他是以自沉的方式离开了人间,但却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实经历。

今人常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形容一个知识渊博、风度儒雅、著述等身的大学者,然而放眼当下的学术圈,真正能称得上是大师的却寥寥无几,但王国维生活的民国一代,却是大师频出的时代。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历史烟云中的北大、清华,在清末至民国的大半个世纪中,可谓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而王国维正是这其中最为闪耀的传奇人物之一。

曾在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最高的学府执教的王国维先生,学贯中西,纵观古今,对哲学、文学、考古、翻译、戏曲、教育等领域,都有非常高的建树,为后人留下许多极有研究价值的著作。

一、坎坷不平的仕途之路

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正值风雨飘摇的清末,时为光绪三年,此时离1912年溥仪退位大清帝国完全消亡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了。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位知识渊博,风度翩翩的大儒,在功名上却只是个秀才,终生没有考上进士?其实并非王国维无才,而是他无心科举。

王国维16岁时即考取秀才,但他“不喜括帖”“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所以之后他在封建仕途之路上再无寸进之举。甚至在第一次考举人时交了白卷,又遇到了当时考场贿赂大案,让他更加无心仕途。

后来,王国维又因父命难违,还曾两次参加科考,但一次遇到了甲午战争爆发而作罢,一次则败北而回,因为他还是“不肯入时流”。也许,王国维正是因为无心科举,而故意“名落孙山”。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清廷覆亡后,“尤不屑就时文绳墨”的王国维,却做起了溥仪的文学侍从。这是1923年,此时王国维已46岁,离他考中秀才已过去30年,而大清也早已宣告灭亡,仅仅保留了一个所谓的小朝廷。

从1923年的清明前后到1924年11月前后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王国维在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以“南书房行走”的身份,供职于溥仪小朝廷。

有人不理解,既然王国维厌恶仕途,考试交白卷,为什么后来又甘愿做溥仪的文学侍从,甚至还像辜鸿铭一样一直留着大清的辫子?我想这背后藏着的是王国维作为一介文人的报国之思。

年轻考学时 ,他不愿入时流,当时的大清也尚未覆亡,且是慈禧掌权,故他无心仕途。而他供职小朝廷时,慈禧已死,且清廷也早已覆亡,已是民国时期,但他的诸多行为证明了,他是拥护和怀念前朝的,属于遗老。

因此,他后来被溥仪授意可“著在紫禁城骑马”时,他很是激动,还跟挚友罗振玉写信说“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而他之前只是被加赏五品衔,食五品禄的“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当然不会沉浸于这些虚华的名利中,为报答溥仪的知遇之恩,他曾先后给溥仪上过两道折子,一个是《敬陈管见疏》,一个是《劾大臣不明事理疏》,一个分析西方政治学说之弊,一个是为保护国宝文物。

由此可知,王国维甘愿逆潮流而入职小朝廷,除了他心系前朝外,他更是想着以自己的才学见识而尽忠报国的。

然而无论是少年时期的科考,还是后来学问大成的帝师,他的仕途都极为坎坷,做了一年多的紫禁城骑马,最终还是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而告终。

二、涉猎广泛的学术研究

王国维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涉猎广泛,且每个领域都有精深研究,放在今天,就是个通才型的大学问家。

无心科考的他,因为结婚早,有家累,所以很早就参加了工作,也是在工作中,他在学术之路上不断精进,最后成为一代大师。

他对于学问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西方哲学到教育学心理学,到中国诗词、文学乃至戏曲考古的由西到东的转变。

王国维1898年就参加了工作,当年21岁,最先进入的是《时务报》,他的职务是书记员,薪水只有十二元。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相交一生的挚友罗振玉。

戊戌变法后,有感于社会风潮和民生时艰,王国维产生了出国留洋的念头,后因故未能成行,王国维开始尝试翻译国外著作,以期达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他最初翻译的是《势力不灭论》和歌德的《浮士德》。

这一时期,国内正逢《辛丑条约》的签订、庚子赔款前后,王国维无心变法,只一心钻研学术,先后译介了许多西方著作,内容涉及科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法学等领域,可以看出,王国维意在通过另一途径报国图存。

大约从1903年开始,王国维开始专攻康德、叔本华,专注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年之后的1904年,他就写出了影响深远的《红楼梦评论》,这一年王国维才27岁,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早了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早了17年。

《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理论入手,先后分析了红楼梦的精神、美学精神以及伦理学价值,可以说是近现代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后世学者研究红楼的必读书籍。

数十年间,因为时局不稳,加之忧心国事,王国维的工作也多次变动,从加入东文学社,到东渡日本,到进入实业救国的清末状元张謇创办的学校任职,再到他后来的儿女亲家罗振玉创办的教育杂志任职,乃至江苏师范学堂、学部、再次避乱东渡日本……无论身在何处,面临着怎样的环境,王国维都从未停止其学术研究。

从进入二十世纪开始,一直到其去世的1927年的这近三十年里,可以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的高峰,他先后写出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许多蜚声中外的国学专著。

不仅教授培养出了一批后来颇有影响的学者,如吴其昌、王力等人,其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贡献,严谨精深的治学理念,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态度,也一直影响了后来无数莘莘学子。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王国维先生就是最好的代表。

三、凄惨悲痛的家庭变故

过去的人成家立业都很早,且多是先成家后立业,王国维先生也不例外,他1877年出生,1896年结婚时刚成年不久,还不到20岁。

他的家族虽人丁兴旺,有六子二女,也算得幸福安康,但亦多有变故。王国维三岁时,母亲凌氏就去世了,他是在父亲的谆谆教诲和继母的关怀下长大。

在1906年到1908年的三年里,迈入而立之年的王国维,接连遭逢家庭变故,先是父亲王乃誉去世,享年60岁;时隔不到一年,妻子莫氏因产褥热去世,享年34岁,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只有3岁,最大的也不过9岁;又隔一年,继母叶太夫人去世。

亲人的接连去世,对王国维来说,是难以愈合的悲痛,也是很大的人生打击,他亦曾写有悼亡词“当时曾笑牵牛处”,“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在其自沉前一年,又经历了丧子之痛。

王国维的三个儿子中,他最器重的便是长子王潜明,而长子也不负众望,曾通过香港大学的高等考试,本有机会去英国留学,但他却放弃了,而是选择了去海关工作。令人惋惜的是,王潜明与罗振玉之女罗孝纯结婚没几年,他就因病去世。

幼年失恃、壮年失怙、丧妻、丧母、丧子,甚至与挚友断交……人生的许多大悲至痛,王国维都经历了。

也许正像《孟子》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所说的那样: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正因为这样的家庭变故,失去至亲的切肤之痛,让王国维在悲痛欲绝之时,也更加视学术事业为生命,不断朝着学术的更高峰迈进。

丧妻之后不久,在岳母安排下,王国维又续娶了岳母的表甥女潘氏,亦为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让王国维能够更加专心致力于学术事业,并一直陪伴他到最后。

正如王国维女儿王东明所说“先父这一生,如无两位母亲先后为他处理家务,无内顾忧,恐怕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王国维在这样的多子女且多变故的大家庭中,一边既要挣钱养家,一边又要专心学术,且在任职清华研究院之前,居无定所,经常搬迁,甚至东渡避难,可想而知有多不易。

四、聚合离散的金石之交

王国维的一生,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与一个人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罗振玉。

罗振玉生于1866年,长王国维11岁,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考古学家、农学家、金石学家及古文字学家。

他与王国维一样,都是16岁时就考中秀才,且位次还在王之上。罗振玉与王国维订交,始于东文学社时期,大约在1898年前后,一直到王国维去世前不久,两人因儿女婚姻之事断交,凡近30年。

这样的友谊不是一般的情谊,而是涵盖了共同的人生志趣、相似的人生轨迹,胜于亲人般的相扶互助,以及生活关怀,即便没有后来的儿女姻缘,两人的关系也都胜似亲人一般。

王国维过人的才学很为罗振玉所赏识,在两人深交的几十年中,处处可见罗振玉的身影,从王国维入读东文学社,到东洋留学,主编《教育世界》,执教江苏师范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再次东渡日本,以及后来于“哈园”主持《学术丛编》,骑马紫禁城,乃至王国维逝后……

关于王国维生活、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一切,罗振玉都多有参与,并一力帮助解决王国维的眼前生活和工作事宜,甚至为他的很多大事提建议拿主意,以至身后声名,罗振玉都替其考虑谋划。

王国维在《时务报》工作期间,因工资较低,难以养家,罗振玉知道后,曾“拔之俦类,为赡其家”,他想办法让他离开。在东文学社时,不仅不要他的学费,还给他发薪水,每月三十元,比报社的十二元增加了一倍多。

罗振玉识才,充分地为王国维的才学有可用之地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他1901年创办了一份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做到有一定基础之后,他就力邀王国维担任主编,为他的才华提供了施展的阵地。

1904年官方在苏州办了一所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是校长,他又邀王国维担任教职。后罗入京任职学部参事厅,又力邀王赴京供职。乃至后来复刊的《国学丛刊》,罗依然邀王负责编辑工作。

而王国维对罗振玉的知遇之恩也是充满感激之情,辛亥革命后,两人就曾一起东渡日本,这一时期,两人彼此住的很近,常共研文史,多诗酒唱和,这是罗王友谊的“蜜月期”。

两人产生嫌隙始于儿女姻缘,王国维长子王潜明逝后,罗振玉忽然把自己的女儿带走了,且是不辞而别,这对王国维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两人渐因此交恶,直至不再往来。

得知王国维去世的消息,罗振玉“大受震惊”,于是代王国维写了一份《遗折》,言辞恳切,溥仪阅后,随即“下诏”追授王国维“忠悫”谥号。

关于王国维家人的安置问题,罗振玉也多方出力,帮助其遗孀及子女南返,且立即着手整理出版王国维生前著作。后来他终于承认“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算是为这段乱世之深情厚谊盖棺论定。

五、风云际会的五星聚奎

有个成语叫五星聚奎,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的奇异天象,这在古人眼中,代表着某种天意,属于五星联珠,是大吉之兆。

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五人,因为开创了理学一派,顺应了天意,即被称为五星聚奎。同样,清华大学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次五星聚奎。

1925年,胡适亲自出面请王国维到清华任教,但因王曾供职溥仪小朝廷,对去清华任教有顾虑,生恐溥仪不允,后在胡适的周旋下,促成此事。

当时,清华研究院任教的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人,他们被称为“清华五导师”,也可以说是清华史上罕见的一次“五星聚奎”。

五导师中,学识最渊博的应该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人。梁启超我们都熟悉,他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也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父亲,是“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

由此可知,长王国维四岁的梁启超,也是学问大家,但他又极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所以总是把他推到前面,而自己甘居王之后。学生有疑难,去问梁启超,他都会说“可问王先生”。

因为两人一个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一个曾是清废帝溥仪的国文老师。五导师之一的陈寅恪曾戏写一联,用以形容清华研究院的同学,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陈寅恪也是难得一遇的大师,他的祖父是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是陈三立,为清末四公子(谭嗣同、陈三立、吴宝初、丁惠康)之一,妻子唐筼是曾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孙女。

陈寅恪曾先后在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深造,精通八种语言,他与梁、王二人又并称“清华三巨头”。

可以说,在五大导师齐聚的清华时期,也是中国的学术研究不断精进,学人辈出的时期,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王力,就是当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之一。

然而,这一切随着1927年6月2日这一天的到来而渐渐落下帷幕,这一天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享年50岁。王国维留有一封遗书,开头十六个字被称为绝命箴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样一位知识渊博,潜心学术研究,有风度、有品格的国学大师,就这样将自己的生命终止于北伐到来之前,也许他太累了,也许他不想再颠簸流离,也许他不想尊严被辱……回首王国维的一生,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学术研究,抑或是其文学抱负、爱国理想,都令人钦佩不已,值得后辈学习。

原标题:王国维:一代国学大师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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