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古代文庙与儒家文化的依存关系

来源:百度网  发布日期:2020-11-28 20:34

古代文庙、书院、名宦祠、乡贤祠,既主教化、会萃人才以备用;又讲究等级宗法制度;更讲究治民事神。如此,则孔子、圣贤都神化了。这样政权、宗法制度、神权,通过学校教化,得到完全的统一。这便是古代文庙与儒家文化的依存关系。——编者按

缘起

安溪,古为小溪场。五代时,詹敦仁奉命视事之始,“既嘉山川雄壮,又喜人物伙繁,思筑而县之”。按古之定制,万户而置郡,千户而置邑。于是,詹敦仁向泉州太守陈述五代时安溪盛况云:“土之所宜者桑麻谷粟,地之所产者樟鹿禽鱼。民乐耕蚕,冶有银铁,税有竹木之征,险有溪山之固。两营之兵,额管二千余人,每岁之给,经费陆万余贯。地实富饶,是岂不足以置县欤?”未几,“增割南安近地,新揭清溪美名”,以清溪“折为四乡一十六里,通计一邑三千余户。”①

置县后,安溪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建清溪县记》云,“由陆而至者,必出其途;自水而运者,会流而下;坐肆列邸,贸通有无;荷畚执筐,各安职业。土沃而人稠,风淳而俗朴,真东南形胜之地,实疆场冲要之区也。”

然安溪置县之初,文教未兴,文化落后,正如《新建清溪县记》云,“其奈地华人夷,业儒者寡,是岂教有未及者欤?殆亦习俗有待而化者欤?”于是,安溪开先令詹敦仁提倡文教,曰:“教之,令固不敢不勉。而从令之教,尔邑之人当交相劝勉,以副令之愿望”。于是,安溪县的文教始兴。大约50年后,安溪创文庙,文教大兴。

古代,安溪县文教兴盛的标志建筑物是安溪县文庙。安溪县文庙经过“文化大革命”,而能基本保存,实属万幸。80年代以来,又屡经修缮,可谓规制完备、规模恢宏,为闽南古代学校保存较完整的建筑群。如今,安溪文庙的保护工程又全面启动,预计分三期工程进行,完成后将成为“以保护文物为主,集休闲、旅游、购物为一体的场所。”按计划,将举行“安溪文庙始建千年”庆典活动和“安溪文庙创建千年”的学术研究讨论会。

安溪文庙的历史

据《泉州府志》载,“安溪县学在县治东南。宋咸平四年(1001年),署令宋文炳、主簿弭忠信,始建于县治西南”。②此后,宋代重修7次;元代重修1次;明代重修22次;清代至乾隆二十年,重修6次。其间有多次兴废多次迁址,多次重建。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古代,安溪学校规制除祀孔子的文庙之外,又附设有明伦堂、崇圣祠、训导廨、教谕廨。此外,还有文庙附近的名宦祠,祀安溪名宦詹敦仁等45位。又设有名宦专祠,如詹公祠(祀开先令詹敦仁);廖公祠(祀明代知县廖同春);陈令尹祠(祀宋朝县令陈宓);三贤祠(祀宋朝县令陈宓、赵彦侯、周璋);二贤祠(祀宋朝县令锤国秀、主学许君祐);余、邱二公祠(祀宋朝县令余克济、大理寺卿邱迪喜)。又设有乡贤祠,计祀乡贤张读等15位。

此外,还有乡贤专祠,如忠勇祠(祀宋朝义勇郑振);孝子祠(祀清朝孝子李道斋);榕村祠(祀清朝大学士李光地);忠义孝悌祠(雍正四年建,祀神主28位);节孝祠(清代建,祀神主42位)。还有分散县城境的书院、义学。如风山书院、紫阳书院、养正书院、考亭书院、正音书院和义学。为维持安溪文庙祭孔和培养学子的经费,还专门设置“学田”。宋代安溪文庙的学田远达同安县;明代安溪文庙的学田,则与晋江县永宁卫的“屯田”有过瓜葛。

古代,安溪县的学校,有上自文庙、明伦堂、名宦祠(及专祠)、乡贤祠(及专祠)、书院、义学,下至城区和乡村各里社的社学。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教育体制和机构。安溪县的社学有城区的待御、汇征、会元社学;有乡村的石堂、罗洋、厚安、埔寻、狮子、真觉、桥头、赤岭、官桥、下汤、归湖、杨舍、吴庄、源口、上坑、溪尾、店尾、宫前、崎兜、苦乾、东乾、郭坂、上房、左槐、霞川、蓝田、进德、南斗、玉湖、杉洋、多卿、举溪、净惠等社学,计33处。

国家立文庙以主教化和培养人才

宗孔子之道者为之儒。《汉书》云,“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于道最为高”是也。于今,“即凡宗尚六经孔孟之说,及以训诂性理著名者,皆为儒家”。

中国封建社会设学校(建文庙),是为了祭祀孔子,培养人才。《泉州府志·学校志》云,“学校之设,以培养人才而固邦本”。国家设科举,让年青人进入文庙“广以习之,优以赡之,拜圣亲师,严以约束之”,“以殷勤造就之心,其犹将衍道南一脉,以无负海滨邹鲁之望欤?”

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第二次知泉州,在泉州文庙留下《劝学文》,鼓励士子读张宣公和朱晦庵先生的书,特别指出张宣公的《论孟说》;晦庵先生的《大学》、《中庸》、《章句或句》、《论孟集注》等,“则于学者为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指出“二先生之书,旁贯群言,博综世务,犹高山巨海,瑰材秘宝”。若能熟读贯通,则“可以穷天地万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最后,知州对士子要求,“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之书,俟其浃治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由此,则知宋代泉州文庙的教材内容为程朱理学。

咸淳元年(1265年),安溪县令钟国秀重修文庙,梁椿选作记云:“我朝以儒立国,重道右文,尊崇先圣先师,秩之祀典。是岂徒循旧比哉”!这就点明修文庙与立国的关系为一体,而非循旧例而已。接着,指出国家立文庙的重要性,是“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来之宙,非此一脉行乎其间,人之类灭久矣”。最后,点出孔夫子之道,与文庙的关系是:“夫子之道,固不以庙兴废为存亡。然示学者之依归,尊正传之宗主,赖有此尔。”

永乐三年(1405年),安溪知县陈善宁重修文庙,钱俊作记云:“庠序者,风化之本原,为政之首务。”点明了文庙对地方“风化”和“为政”的特殊重要性,亦即首要的作用。接着,申述,立文庙“所以明人伦,广教养,以为造士之阶也”,即申明各级学校是培养各级士子的台阶,由下而上,层层升高,缺一不可。所以文庙的重要性是“前乎千万载之既往;后乎千万世之将来,舍此莫能治者”。故“上自国都,下及闾巷,莫不有学。唐虞三代以来,盖已皆然。”

文庙与政权、神权和宗法制度

文庙与政权

古代,国家于府、厅、州、县皆设置文庙。并设置与之相配套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乡试、省试、殿试,形成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

按旧制,“郡邑之设学宫,所以范天下之学术,一以洙泗为归也。学术本于洙泗,而人心由是而正;文章由是而纯;礼乐由是而兴。斯道得也。”⑧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再知泉州,在《劝学文》里提出,兴学宫的目的在于“扶皇极,正人心为本”。真知州在《泉州科举谕士文》里,一方面肯定“顾念此邦,英才辈出。为士者,各知以礼自将”;另一方面还谆谆教诲:“闻四民之中,莫贵于士。而士之所守,莫先于礼。是以圣经垂训,足容欲重,手容欲恭,进退步趋,必中规矩。非独自贵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气之与志,相为主宾……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⑨

泉州府学“自唐常(衮)观察倡学吾泉,欧阳詹首应其选,迨宋而朱紫阳教化覃敷,迄明而蔡虚斋讲明理学,贤哲挺生,代不乏人。”又如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云,“正学兴而名臣、儒者相望;忠孝著而事业文章煌然;赴义如饴,洁身恐凂,谷隐幽人,乡称善士。咸班班可考”。⑩有清一代,安溪县有45人中进士,有313人分别中文武举人。则知古代以儒立国,重道右文,尊崇先圣先师与国家政权的巩固,其关系十分密切。

古代,为充分体现“以儒立国”,对文庙的崇敬有加。文庙里的位次、陈设、祀事、仪节,都有严格的规制。如“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正中南向。四配十二哲殿,两旁东西向。先贤、先儒……位列于东西两庑。”又于文庙前设“下马石”,因“文庙关系文教”,故“凡官兵,人民,经过下马”。又设祭祀之礼,有固定的祭器,岁以春秋仲月上丁释奠。“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同日行释菜礼”(备乐谓之释奠;不备乐谓之释菜)。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泉州知府程秀民、安溪知县汪瑀重修文庙,王慎中作记云,安溪地处“交乎漳、汀诸州”,“去治所远而势险可凭,民杰黠暴悍者,穴而据之,为四远逋逃之薮。时出抄旁近村落……所聚既多,旁近所抄不足满贪,时则再剽旁邑,南安、永春,间而同安之剽尤剧……自贼凭险为穴,无一兵敢迩峒。”王慎中对此发出感叹云:“是徒致武,民未武,知维诗书、絃歌,驯习其耳目,以善其心。庶其鼓动变化,乃投戈休马,即学宫进子弟,考得失,加劝董焉。”

以上王慎中认为嘉靖间安溪寇乱,危及南安、永春、同安,皆因民未受学宫教化,没有诗书、絃歌驯习其耳目的缘故。自汪瑀知安溪县,始“募壮勇以迫贼”,“贼不择死,纠党与将吏斗”;后汪瑀“授策探穴林栉壑薙,不失一贼。行视穴处,度所以,绝其源而图久安。”结果贼“投戈休马,即学宫进子弟”,而父子兄弟互相劝勉,安溪县境得以安宁。这便是嘉靖间,安溪文庙学宫对封建政权的稳固所起的巨大作用。总之,文庙主教化,培养仕进官员,又可开化“暴悍”之民,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治安关系大矣。

文庙与神权、宗法制度

《泉州府志·学校》的前言云:“作学校志,附以学田、书院,及名宦、乡贤诸祠。”这就是说,古代的学校,是包括文庙、学田、书院及名宦、乡贤祠的。换言之,书院、名宦、乡贤祠是主教化文庙的配套设施。我们可以从这些佐辅文庙教化任务的书院、名宦、乡贤祠的历史,看到古代教育与神权、宗法制度的密切关系。

五代时,安溪开先令詹敦仁,因“吏民伟公之功,立公生祠于厅事之东”,“不幸而公倾世,吏民如丧所亲,道路号泣,立像作佛事者七日。后一年,士民以公祠在县厅之东,岁时祝祭似有不便,状乞改厅事之外东界,为士民往来之便……乃改新庙”。此事发生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可是到宣和二年(1120年),时隔仅140年,詹敦仁的四世孙姻亲、兴化知军州事张读,发现詹敦仁“祠迁于城隍庙,后享祀之礼遂废。”一位安溪开先县令,从辞禄就耕,锡之田土,追封先代,禄及子孙,其祠享受“朔望县贵祗谒,春秋奠享与社神”,到其祠被并入城隍庙为城隍属神。此举,于宗法制度大为不敬,于宗族大为愤慨。故张读义愤填膺地申诉曰:于宗族讲“非特为詹氏之始祖”;从宗法制度讲“实为一县之开先”。

明嘉靖八年(1529年),安溪知县黄怿“改福民祠为名宦、乡贤祠”。嘉靖十八年(1539年),安溪知县殷楘,迁名宦祠于县治谯楼西”。顾珀作记云:“府、州、县名宦祠,皆在治所,唯安溪县名宦附在乡贤祠”,名宦“与乡贤同处,乃愀然不安,欲即改建”。名宦与乡贤同祀、同祠,又是于宗法制度所不许者。以上两例,一为名宦祠入城隍庙;一为名宦、乡贤同祠,均不合封建等级制度,即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反映于学校明矣。

文庙学宫与神权有何因缘呢?就泉州文庙而言,在文庙的正殿,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正中南向”。这里把孔子称“神”。考孔子封“至圣先师”,当是嘉靖九年(1530年)。又据《泉州府志》记,泉州文庙的东西两庑,共祀120位先贤、先儒,这些“圣贤旧皆塑像,至明嘉靖年间,以其近于佛、老之制,乃撤像悉用神牌”。这里文庙所祀圣贤也用“神牌”,即亦称“神”了。可见,对孔子、圣贤称“神”,或“佛、老”是在明嘉靖之前。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安溪文庙的重修碑记得到证明。

嘉靖十八年(1539年),安溪知县殷楘迁名宦祠,顾珀作记云,“诚足以安神妥灵,而可申尊崇之敬也”。并进一步阐述云:“守令之职,治民事神而已”。又说名宦祠“排名列位,神其孔安”。这里就把政权与神权并列为守令的全部工作内容。总之,嘉靖间,政权、神权的合一,已在安溪学宫被明白提出来。

至于把名宦当作“神”敬拜,那就更早了。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安溪人对詹敦仁的祭祀,是“虽无牲纸香酒之奠,而菱卜尤有灵验”,“所以为万世之祀”。宣和二年(1120年),“祠之故地,灵享如在”。咸淳三年(1268年),因詹敦仁祠“神之生也,不贪爵禄之荣;神之殁也,不受牲酒之奠。凡有祈祷,无不响应"。因此,向朝廷申报詹敦仁神的功绩有五。其一、退永春、德化邻境之贼寇,使乡井无虑;其二、嘉熙四年(1240年),“注甘雨,岁亦有秋";其三、淳祐三年(1243年),灭“螟虫”;其四、灭疫疠,民全活之;其五、有虎狼为害,“小民无以为生,求弭于神”。神之社会功能由民报于县,县申于郡,郡申于朝廷。朝廷派邻州漳州龙溪县尉、兴化军莆田县主簿至安溪复查,再由福建运司申报朝廷。因此,詹敦仁祠得赐额曰“灵惠庙”,再封“靖惠侯”。可见,詹敦仁由人到神,一直到被封为“靖惠侯”,还是与农民起义有关。

综上所述,古代文庙、书院、名宦祠、乡贤祠,既主教化、会萃人才以备用;又讲究等级宗法制度;更讲究治民事神。如此,则孔子、圣贤都神化了。这样政权、宗法制度、神权,通过学校教化,得到完全的统一。这便是古代文庙与儒家文化的依存关系。

文章原标题:安溪文庙与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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