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宝藏——汉学

来源:搜狐网  发布日期:2020-06-30 15:12

大概念的汉学是广义的,认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古代文化)的总称就是汉学,凡属于这一对象的研究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也有人把汉学称为“中国学”,有的称为“东方学”(这一概念有的西方学者独指中国文化,而更多的则常常包括了日本、韩国和印度文化在内),也有的称为“支那学”。——编者按

人类文化象在历史长河里漂流的河灯,中国文化是这长河中很为灿烂的一盏。作为人类文化渊源流长的中国文化,不是囚禁在人类博物馆里的化石,而是逐渐把民族意识和当代意识结为一体的全新文化。

人类走到今天,各种文化是在斗争、排斥、拥抱、联姻、兼容的过程里发生、发展,或没落、消亡的。文化借助于经济、政治的力量在变中求生求长,变则生,不变则亡。人类属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无法从自然的发展规律中得以超脱,也无法从社会的生存规律中得以超脱,超越自然,逾越规律都是不可能的。自然界存在竞争,社会存在竞争,文化也存在竞争,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贏得了自己的地位,并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当然任何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其生存发展中,都必须破除自己的“中心主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精华,才能逐步自我完善,才能进步繁荣,才能创新。在漫长的历史生活里,西方和东方其他民族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资料库里,探寻到东方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精神,并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中形成了汉学——人类文化中一个具有特殊色彩的科学门类。

一、关于汉学

何为汉学?根据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倾向看,我认为汉学包括两个概念——一个大概念,一个小概念。

大概念的汉学是广义的,认为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古代文化)的总称就是汉学,凡属于这一对象的研究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汉学家。也有人把汉学称为“中国学”,有的称为“东方学”(这一概念有的西方学者独指中国文化,而更多的则常常包括了日本、韩国和印度文化在内),也有的称为“支那学”;凡此种种,似乎莫衷一是,但被大多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应该说还是汉学。在对汉学的认识过程中,也有人广义地把中国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划入汉学之中。中国本民族文化(主要是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中国人自己来说,我们通常称为“国学”或是“中学”(这一概念可以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在研究的对象方面,国学颇似旧汉学,中学颇似新汉学。国学或中学与汉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文化实体,但因研究者的文化血统迥异,文化背景相悖,致使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研究思维方式、出发点、视角、方法、结论很有不同;若是把国学和汉学比作不同的学派,倒很贴切。因此,我们说,汉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是他们关于中国的学问,对中国人来说汉学又是西学,因为汉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的范畴。

小概念的汉学认为,汉学是外国学者(当然也包括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或久居外国并深受其文化影响的华裔外国人)整理、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成果之总称。西方汉学已有很长的历史。英文的SINOLOGY(汉学),法文的SINOLOGIE,这一词究竟产生在何时,大概很难考证得准确。“汉学”这个名称,确乎带有“欧洲文化本位”的色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曾表现出欧洲学者对那些已经“沉沦”的古老民族文化的一种轻视的态度。然而,中国文化是一条奔腾的活水,它的载体汉语,却一直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废弃的印度梵文和埃及象形文字不能与之相比,西方学者当初也许对之确有不恭,但时之一久,最初的性质已经淡化,甚至消融。“汉学”在约定俗成的道路上是成熟的,早已拥有名正言顺的资格,已被各国学者公认不误。汉学是外国人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一座桥梁,是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外国历史文化撞击之后派生出来的一种学问。通俗地说,汉学是文化的“混血儿”。汉学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经过研究之后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包涵着在他们文化背景制约下对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认识。中国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

二、汉学的萌芽时期

(公元前后至15世纪)

根据西方国家历史文献记载,汉学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它整整经历了一千五百来年。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类基本还是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科学技术还没有重大的突破,交通和信息还停在近似原始的方程制约里,人类的思想还滞留在奴隶的或封建的牢笼之内,这一切不可能使人类的物质飞跃,于是人类的精神文明也不可能得以高度的发展。

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远在公元之前。在西方的文献上,关于中国的文明,一是来自陆路,一是来自水路,其记载始于公元前后。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尔生对彩陶的研究记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以北地区便已与俄国南部地区及多瑙河流域有了文化来往。希腊人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记载了天山南麓和北蒙居民的情况,还以地中海-黑海为界,最早把世界分成欧罗巴(Europe)和亚细亚(Asia)两个部分;据说希腊人克泰夏斯(KTESIAS)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最早记述过中国人。亚历山大远征,虽然有地理学家和科学家相随,并记录地理资料和民情,于世人眼界有所扩大,但对中国和东方,所知仍然寥寥。到了罗马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东西方交流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随罗马之勃兴,希腊文化光被之诸地方,统一于罗马政权下,希腊-罗马文化扩大于西欧,结果造成东方(Orient)一概念,盖于希腊罗马世界即欧罗巴世界对立之特殊世界也。”(《汉学发达史》)此意义上的东方,始见于罗马时代著述家的笔下。现在,我们可以在《法国大百科全书》《小百科全书》及《世界历史大事表》上找到这样的记载:公元170年,罗马帝国时,马克•奥尔雷作为特使到过中国。这个史料,我们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最早交往的记录。

在那个时代,东西方还处于互相寻找的时期,就象现在的人类在寻找外星人一样。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类还无法克服山水的阻隔和路途的遥远。就世界整体而言,罗马时代是一个进步,文献里开始出现中国地理物产居民的记载。纪元前后,当时称中国人为赛里斯(Seres),称中国为赛里加(Serice),这是传自陆路关于中国的最初文化,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Thinai),称中国为秦(Sin,Thin),这是传自海路关于中国的文化,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所以这Seres Serice二字便是由阿尔泰语转化的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Serikon Sericum二字简化而来。而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均源于始皇帝之大秦皇朝。

宗教和政治往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西突厥与波斯失和,迅速亲密东罗马,两家联盟,交换使节,中国文化遂经突厥传入欧洲。再由于旅行家、商人和使节在东西方往返作为文化媒介的缘故,或由于战争之故,中国文化西渐之路逐步开通,西方关于中国的著述也便多了起来。

中国从七世纪大唐帝国到十三世纪的宋朝末年,正值阿拉伯人势力勃兴,建立拥有西亚-北非-南欧广阔地域的阿拔斯(Abbas)帝国时期。可以说阿拉伯人在对东方的了解和研究上较之欧洲出尽了风头。诸如阿布•赛义德•哈桑的《印度中国纪程》中的“中国之部”,及在十世纪中叶曾到中国旅行的伊本•穆哈希尔的游记,对广东的街市贸易、回教情况、学校、官府行政、货币、丧葬、宗教、酒的酿造、茶之饮用等等多有记载,是西方弥足珍贵的中国文化史料。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一些,如当时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阿布•勒•费达,他的名著《诸国地志》,对中国亦有描述。这些都成为欧洲走向东方,了解研究中国的路标。

当蒙古在东方崛起,马蹄越过髙山大河、戈壁草滩冲入欧罗巴的时候,那条丝绸之路得以拓宽和伸长。1245年4月16日,罗马教皇英诺森德四世,于里昂会议之后,遣特使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前往蒙古;之后将途中见闻事务详尽写成报告,历数中国之文明“……崇信异端,自有文字……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之传记,国中有隐士,遁居山林之中,有砖舍,类似吾国之教堂,备祈祷之用。自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天主而已。吾教圣经,其人亦敬信之,礼爱基督教徒,好施舍,以济贫乏,礼俗谦让,为人温恭,无胡须,面貌与蒙古人相同,唯不若其宽,自为言语,精于工艺,其技巧世界无比也。地极富饶,丰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1248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引见从蒙古归来的僧人,两次派遣教团出使蒙古,希望欧洲与其结盟,以对抗伊斯兰的扩张。在东西方交通犹盛之时,罗马教廷屡派僧人东来布教;以后此类出使、旅行、商人往返,都成为东西交流的媒介,于是神秘的中国文明逐渐进入西方,并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越过帕米尔高原,东至上都开平,朝见忽必列,习中国语,参与内外政务,在华17年,归国后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录》,竟成为欧洲人真正洞察中国文明的火光,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在此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虽然西方商人、旅行家和学者,先后在其游记、见闻录或历史地理民俗文化著述里,对中国有过详略深浅不一的记述,但毕竟还不是深入中国历史文化深部的研究,毕竟还只能算是表象的介绍。不过,应该说,这已经是人类文化交往史方面卓著的建树了,就其对汉学发展的影响而言,这些都是催生的阳光雨露,可以说就是汉学的萌芽。

三、汉学的初创时期

(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

在欧洲,文艺复兴给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和精神生产带来生机,使西方社会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西方人在无法摆脱的神与宗教的罗网里,开始冲出地中海文化圈,越过大海大洋向外拓展,寻找未知数的答案和新的文化绿荫。美洲大陆的发现,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人类历史上才有了大西洋时代和印度洋、太平洋时代所构成的世界文明。从此种意义上讲,中国明朝的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从1405年起,前后28年七次通使西洋;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哥伦布和葡萄牙人麦哲伦,先后于1492年和1519年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对世界进行勇敢的探索。这些航海家自然都是为人类的交流和进步做出贡献的历史伟人。

就汉学而言,这个时期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传教士的东来,逐步为汉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545年耶稣会的西班牙人弗朗希斯科•夏维尔布教到澳门;意大利那波里人罗明坚和利马窦自印度先后于1580年和1583年来到中国。罗明坚是耶稣教会来华最早的传教士,懂汉语,在中国布教八年,著有《天主圣教实录》(1584年),是基督教义最早的汉文著作。利马窦在中国脱僧衣,着儒服,尽心于市民教化,深得国人敬重,在华著有《交友论》及《天主实义》等书。他精通天文历算,与明代大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合作著译《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学书籍,成为历史上西学东渐开先河的人物。此后,传教者东来渐多。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1583年初刊于罗马),成为西方汉学史上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献。葡萄牙人鲁德照1613年到南京,后在杭州、上海、西安布教,逝于广东,著有《中华帝国志》,于1642年在马德里出版,也是一部汉学名著。德国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在天文、数学、机械、火炮制造方面知识渊博,在传播科学技术方面是一位成绩卓越的西学东渐的实践者。但康熙年间,在排斥西教西学之中他险遭杀头之祸,于幽愤中于1666年客死北京。波兰人卜弥格是当时欧洲有成就的研究者,著有《中国宗室之开宗及中国基督教略说》、《中国植物志》,及后者附录德国考古学家契尔歇关于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事,均使欧洲学者为之一惊。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图》,成为欧洲中国地理专著的权威。他还出版了研究中国宗教的文献《中国耶稣教士纪略》,并教授汉语。清朝初年来中国传教启蒙的西学史上著名的东方学人物,还有比利时的南怀仁、柏应理、鲁日满、意大利人阴铎泽等。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撰写出版《中庸》译本、《中国政治道德学》《孔子传》《中国布教纪要》《中国祭祀举证》《中国哲人孔子》《中国历史年表》《许夫人传》等。柏应理在晚年还教授汉语,助人编述关于中国语言文化书籍,促进了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普鲁士人门策尔因受传教士影响而着迷于中国文化,编著《拉汉小辞典》《中国小年表》及未刊的《屮国语初步》和《中国辞汇》(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后有英国的汉学先觉者海德、法国人多尔波罗也效仿门氏经验,在远离中国的情况下研究中国,并成就卓著。而德国的米勒,在伦敦学习汉语,回国后潜心于中国研究,出版《马可•波罗游记校本》(1671年出版)、《中国地理历史论考》(1671年出版)、《景教碑考》(1672年出版)、《中国杂事七讲》(1674年出版)、《中华帝国地名汇录》、《北京官话辞典标本》(1680年出版)、《汉文选释》(1685年出版)、《阿布答拉贝达咸中国史释注》(1689年出版)、《中国帝王列名》及论文集《东方论篡》(1695年出版),使他成为德国汉学研究的开山祖。前此提到的法国多尔普罗,是法兰西学院教授,所著百科全书式的《十七世纪东方学综览》中的“东方文库”(169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部分,成为中国历史文物研究者的指南。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传教士陆续东来,除了西学东渐之外,更为中学西渐开通了道路,为汉学的形成、发展,最终行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打下了基础。

康熙初年,东西方还处于“急于西学之移植,缓于中国之研究;华人受于西人者多,西人传自华人者少”的状况,到了康熙中叶,由于罗马教廷与中国王朝之间发生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矛盾、争吵、妥协之后,才使西方对中国的研究热情勃发。法国汉学,在路易十四对中国历史文物风俗研究的关注下迅速崛起,积极东派优秀传教士,开始了包含学术目的的中国文化研究。及至乾隆时代,欧洲汉学研究以法国为中心形成局面。法国那些热衷于中国文化的耶稣教士们,在他们的著述里,“以热情的笔调给法国和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波尔多人李明著有《中国现势新志》(三卷,1696—1698年在巴黎出版)及《中国仪礼论》1700年出版)、布勒塔尼人刘应著有《鞑靼史》。法国杜赫德所著《中华帝国通志》(四卷),是明末迄于当时欧洲中国研究一百五十年集大成之著作,被称为西洋汉学空前之金字塔,是可跨于世纪的纪念碑。法国勒阿弗尔人马若瑟与白晋、傅圣泽(共同研讨易经、春秋、老子、淮南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西比较之中探究中国文明与基督教的同一论旨,著有《书经之前时代与中国神话关系之研究》,马若瑟的大著《中国语扎记》,是欧洲人第一部正确传达汉语性质结构的著作,他还译有《诗经》(选译)及附录于《中华帝国通志》的元曲之名作《赵氏孤儿》。《赵氏孤儿》经伏尔泰改写,更名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引起反响,成为中法文学关系史上一件大事。普罗旺斯人雷孝斯翻译的《易经》系最初的全译本。冯秉正治中国史,著《中国通史》十二卷(1777—1783年在巴黎出版),宋君荣著《成吉思汗及蒙古史》(1791年出版)、《大唐史纲》(1814年出版)、《中国纪年论》、《书经法译》及未刊之《蒙古史关系类考》、《历史地理论考》、《书简》。土伦人钱德明(又名王若瑟),在北京42年,精通满汉语,集中国学问之博雅于一身,著《乾隆帝御制盛京赋之法释》(1770年)、《中国兵法考》(1772年)、《中国音乐古今记》(1780年)、《孔子传》(1786年)、《满洲语文典》(1787年)、《满法辞典》(三卷,1789—1790年)。

18世纪欧洲耶稣教会的传教士,他们有的是虔诚的教徒,有的是学者,其中不少是献身于中国研究的学术精英。在北京的传教士将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论文结集为《中国杂篡》,汇集各汉学名家的论文考证于一炉,异彩纷呈,显示了18世纪西方汉学家们研究的实绩。另一卷帙浩繁的汉学瑰宝是《耶稣会士书简集》,自1702年创刊,到1776年,共刊出34卷。这些书信是旅居中国和东印度的教士们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博物、风俗、习惯的记述报吿,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为欧洲人中国研究之源泉。以上两种著作,连同《中华帝国通志》,并称为欧洲辉煌的三大汉学著作。

四、汉学的繁荣拓展时期

(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1742年,法国皇家学院最早教授汉语,起汉语教学之先声,也是汉学确立的象征。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使法国成为世界的排头兵。1796年6月2日,由汉学家兰歌籁教授任校长的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创立,为法国的东方研究打下基础,成为汉学从初创走向繁荣拓展的一个标志。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简称I.N.L.C.O.),在二百年的历史里,为法国和世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兰西学派的汉学家,和出使东方的外交官。这所学校1844年创设汉语课,开设中国历史地理多种文化讲座,使汉学由教会传教士的盲目性,转向社会化、学院化的目的性。

19世纪是资本主义野蛮发展扩张的阶段。而闭关自守的中国却还处在封建囹圄的魔掌之下自我折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语)鸦片战争使中国灾难重重,东方的思维和民族的片面性也失去了固若金汤的防线。但是世界是光明的。文化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使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如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文化筑围又促成汉学的繁荣。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灿烂的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世界;很多世纪以来,长城里面的社会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社会。这两方面,构成汉学研究的总体追寻,于是吸引了东西方无数汉学家一代代为之奋斗不息。

进入19世纪,汉学在法国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专门学问,这得力于巴黎大学第一个汉学博士雷慕沙教授等身的汉学著述和一生的奋斗。他自学精通汉语和满语,懂中医,是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在巴黎发起亚细亚协会,任会长,创办《亚细亚学报》,任王室文库东方文籍部主任,王室印刷局东方抄本出版委员,重要著作和论文有《塞外民族语言考》(1820年)、《汉文启蒙》(1822年)、《法显传译注》、《中国语言文学论》等。其他重要汉学家还有在华译习汉文,穷搜遍览经史子集四十年,译有《太上感应篇》《道德经》《蚕桑辑要》《景德镇陶录》《大慈恩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及《灰阑记》《白蛇记》的儒莲,著有《中国教育论》及法译《周礼》的毕欧,开西方中国古代艺术研究之风、启发后人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汉学、译有被称为汉学盖世名著《司马迁史记》(五卷;1895—1905年)被尊称为欧洲汉学泰斗的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沙畹,长于中国古汉语及古韵研究并以著作《中国古代史》最负盛名的马伯乐,对东方学各门学问均有涉猎的汉学著名杂志《通报》主编、欧洲从事汉籍目录校勘的第一人伯希和等等,仅从这一串枚举不胜的汉学家的名字,便可略知此时期法国汉学发达之一斑。这时期法国汉学研究呈现出许多特点:一是研究领域广阔,几乎包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其中有的此前连我们中国人也未曾涉足(如敦煌学)二是研究深入,不再是记录、报告、资料,而是有观点和创建;三是研究方法新颖,将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用于中国文化的探讨之中;四是研究家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五是研究家之众,可叹为观止。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法国汉学独领世界风骚之盛况。

当然,在西方,此时期汉学领地并非法国独占,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俄国、美国、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的汉学也均有所拓展,也出现了举世闻名或重要的汉学家:德国的克拉勃罗德、晓特、甲柏连、葛鲁贝、福兰格、卫礼贤、弗尔克,荷兰的汉学祖师休尔纽斯及施古德、哥罗特,英国的理雅格、苏熙询、威托玛、翟理斯、毕尔、瓦达斯(爱尔兰人)、李约瑟、威利,俄国的萨哈罗夫、白莱托胥奈德、施柱国、包德宁,瑞典的多桑、高本汉、马悦然,奥地利的罗安图等等,他们在汉学领域均有杰出的或重要的建树,为世界汉学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贡献。

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与我们有过“书同文”的时代,文化上的亲密,使我们感情相近。日本和韩国汉学历史悠久,渊源深广,成绩辉煌,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本文不作论述。

美国经南北战争于1783年独立,至今才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汉学领域,就现当代而言,也同其国家实体一样是个大国。美国汉学起步于19世纪末,而勃发于20世纪初。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颇为时尚,这在科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当美国国力一日千里高速发展之时,也是美国东方研究勃兴之时。“事事力争上游之美国人,乃始礼聘异邦学者,盛搜中国古物文献,谋美国汉学之建设。”美国此种努力,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便有成效,如哥伦比亚、哈弗等大学相继开设中国语言文化课,成立研究所,很快不得不使人刮目相看。

五、汉学的当代意识和发展趋势

汉学是诱人的事业;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座开掘不尽的宝藏,探险的寻宝人一定会有收获。

就世界范围而言,汉学曾因两次世界大战受挫,尤其在欧洲。但汉学没有停滞,那些孜孜不倦的追求者,就是枪林弹雨也没有能够使他们停下研究。因此在战后,汉学才能够在新的形势下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

本世纪战后的政治是以冷战的可憎面目出现的,这种世界格局深深地影响了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汉学的母体是中国,是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但是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大陆与世界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中。这段历史使神秘的中国更加神秘:中国大陆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代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对年轻的汉学家来说,中国充满了神奇的诱惑。他们不能到大陆进行学习研究和实地考察,于是便到台湾香港,在那里远眺下长城的倩影,旁听一下黄河的涛声。当然,台湾香港那里也是中国文化,那里的大学和学者,为推进汉学做出了努力。

新的汉学研究充满了当代性,当代意识使汉学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实用性。当代意识往往既是属于前瞻的,又是属于现实功利的,这种特点在美国和法国汉学研究方面尤为突出。50年代至70年代,更多的汉学家关心中国本世纪的历史、政治、社会、人物、宗教、文学、艺术的研究,并且有着鲜亮的政治色彩,一改过去那种纯中国古籍整理、考证、研究的汉学传统。就是说,汉学的涵盖更加广阔,内容从古到今,从单一到多元,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拓展;汉学家也彻底脱掉宗教的圣装,以专家学者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生活里和学术生活里,应该说这是汉学的进步。

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改革开放拯救了一个国家,同时给汉学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全球性的汉语热,正是汉学进一步繁荣的征兆。无论是欧美、大洋洲,还是亚洲,许许多多的大学都有中文系、汉学系或中文专业或开设中文课,这一空前的文化现象,使汉学的发展如鱼得水。新一代的汉学家不仅有中国文化的研究能力,还普遍具有汉语的运用能力,使其研究更直接、更深入。当今各国不少大学都非常重视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课程,从古到今无所不包。就以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中文系为例,除了语言课程,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先后开设的文化课程有“当代中国”“中国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1945年以来的远东国家关系”“远东当代国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19-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学引论”“中国法律和商业政策”“远古至13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元明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历史”(1949—1981)“中国地理”“中国地理和海外华人”“中国艺术史”“中国史前艺术史及考古学”“中国哲学”“佛教”“孔子思想”“老子的《道德经》”“老子”“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20世纪文学”“中国古典诗歌”“中国戏剧研究”“中国音乐”“唐诗”“《红楼梦》”等,马赛第一大学开设过的课程有“汉语和中国文明”“中国历史和文明 ”“中国历史”(从远古至唐)“中国地理”“中国古代史”(唐朝至宋元明)“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国当代历史”“中国古代哲学”“中国道教”“中国人类学”“中国艺术”“中国绘画”“中国20世纪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等,有的大学还开设“中共党史”“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从以上课程的单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学正在改变着以往纯粹古代汉籍研究的模式,走向重视当代的思维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的经史子集,佛、道、中庸,正在被新一代汉学家和西方的学者们从中“再发现”一次价值。人类要自我完善,不断探索人生的终极价值和人类的精神出路,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是一面宝镜,人类可以从中找到新的道德精神景观。

汉学是诱人的事业;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座开掘不尽的宝藏,探险的寻宝人一定会有收获。

文章原标题:阎纯德:汉学和西方的汉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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