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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鋆:中国最后一个名士

来源:网摘  发布日期:2016-05-26 18:21

他与梁漱溟一样堪称大儒,读书一百年、授课六十载,却尽毁著述。他是毓鋆,清朝贵胄,师承罗振玉、康有为、王国维等国学宗师,十三岁熟背十三经,读书一百年,授课六十载,103岁仍登坛开讲,门下弟子万余人。——编者按

2014年春夏之交,一本名为《一代大儒》的新书以与它的名字迥然的方式于大陆低调面世,在出版者组织的一次私人餐叙中,记者偶遇台湾著名易学专家刘君祖先生,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毓鋆”这个名字,于是,一次关于一个隐者的考古发掘式的文化溯往就此开始。


(图源网络)

通过刘君祖先生的指引,记者幸运地寻访到蒋勋、简媜等毓门弟子,同时惊异地发现了自己不可容忍的孤陋:一位和梁漱溟一样跨越世纪的思想巨擘,竟然长期成为我们心灵史上的失踪者,他的浮世传奇,他的文化背影,他的人格魅力,虽朝花夕拾,依然绚烂豁人眼目。

毓鋆,系出清朝贵胄,师承罗振玉、康有为、王国维等国学宗师,十三岁熟背十三经,读书一百年,授课六十载,103岁仍登坛开讲,门下弟子万余人。

他最不喜闲居,看不上悠然南山的魏晋风度,更愿意大隐隐于市,他在地下室创立的私塾书院,不论存续时间抑或门人数量均是近代以来少有的文化景观——他就是爱新觉罗·毓鋆,按照他的自况,“我是活得最久的儒家人物。”

“一身象牙白中式衣着,长胡须,戴黑框眼镜,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古人!”

作家简媜这样回忆着她第一次去书院见毓老的情形,“不寻常的安静,忽然,清喉咙的声音从后边儿传来,一转头,好大的身影逼近眼前,一身象牙白中式衣着,长胡须,戴黑框眼镜,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古人!顿时心生时空错置之感,不知身在何代。”

书院开在城市里的一处地下室,老师的大讲桌铺着黄皮塑胶布,桌后有一张太师椅,椅后有一方黑板,西侧书一副对联: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

这里能容纳近百人,多时涌进过二百五十余人,每人仅坐一小圆铁板凳,“空气不流通的课室闷热难当,写笔记时手腕粘着纸,前后左右的同学的汗味和着自己的,形成一阵阵馊浪,几度让我欲昏厥而倒下,总希望有人受不了这种环境的酷刑而翘课,好让我宽坐些,没想到每次人都一样多,貌似打死不退……”

按照简媜的追忆,老师讲课,没有任何道具,只端坐椅上,全凭口说,“他声如洪钟,抑扬顿挫之间唤出一个文明古国,朝代更迭,兴亡一瞬,尽在那时而高亢时而低回的声音里。一部《论语》,经他诠释、延伸、验证,宛如中国读书人的圣经,他有着神奇的力量,镇住了满室年轻毛躁的心,言谈间,连我一个女孩子也慨然有了澄清天下之志,他就像一块烙铁,给了每个坐进书院的学子一个君子印记。”

著名艺术学者蒋勋也曾受业于毓老,他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率性。一次过年的时候,大家来给老师拜年,有位师兄特意穿了长袍来,反被老师当面说了一顿,“年纪轻轻,穿什么长袍,学我啊,我是在给祖宗守制。”

说来也耐人寻味,毓老最初的弟子竟是一群来自欧美精英学府的博士研究生,学成的他们几乎涵盖了整个西方汉学界。尽管这些洋弟子每个日后都身家显赫,可毕业时老师的推荐函却不事美言,给著名汉学家班大为的评语是“初解大义,略窥微言”,给后来的易学专家夏含夷的推荐言是“略窥大易之玄门”。

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曾跟毓老研读《老子》,他当时的经历很像是现代版的《世说新语》里的场景——

毓老问夏有没有准备,夏回说准备了,老师就让夏念《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师听后大声问:“什么意思?”

“对不起老师,我不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你不清楚?好,我告诉你,‘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是‘道(大声,后面停止了两三秒)——可(声音拉得很长)——道(又是大声),非(又拉得很长)——常道!懂了吗?”

“对不起老师,还是不清楚。”

“还是不清楚?好,那我给你讲白话文,意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说得特别快),懂了吗?”

“对不起老师,还有一点不清楚。”

“还不清楚。好。我再给你说一遍。‘道可道’的意思就是‘道(大声)可(强调第三声调)道(强调第四声调)’,‘非常道’的意思是‘非常(非常连在一起说)——道(又强调第四声)’。懂了吗?”

夏含夷和毓老就这样一问一答反复了十几分钟,夏忽然有所领悟……这不是魏晋式的清谈公案,而是最传统的初级中式教读法。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毓老认为读典籍不可从注解入手,初学者如果言必称朱注、程注者,难免读成学奴。

毓老创建的私塾书院持续半个世纪,弟子万余人。近代以来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书院深富影响,但都只是短暂存续,而毓老一门不论存续时间抑或弟子数量堪称近代以来所仅见。毓老几乎是在凭一己之力延续着数度沉浮的中国书院传统。

“讲玄学的都是混饭吃的骗子,从五四起,就有人拿中国文化换面包吃。”

在学术秉承上旗帜鲜明,而于阐释讲解中毓老又兼蓄融通,他的学生、著名汉学家魏斐德曾回忆说,“老师的教学可能会激怒一群在研究所里教导我们古典中文的学者。完全不理会汉学思想家在文献上的发现和阐释,老师全凭着自己对以往所受教育的记忆和理解来教授中国经典,然而我却发现,当我们争辩于某些细微的观点时,他却不仅能引用柏拉图来反驳王弼的论点,也能很清楚地掌握某些特定章节的争议和真实性,我认为在此时,他开始有意地展现出后孔圣时代的另一风貌。”

他说中国即中道之国,天下文化的境界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所有宗教都有末世,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末世,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是永恒。

毓老讲孔学,常常以经书入门,“以经解经,不是空想臆说”。他认为,中国历代的注解,从秦始皇到清朝,都不敢把真经义讲出来,所有教育都是愚民之言,几千年来讲学术都是奉旨行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兴能”“人人皆可为尧舜,有为者亦若是”,这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思想,历代儒丐、奴儒在帝制时代都不敢明言。

“儒,专为‘人’之所‘需’,儒家都是为别人活的。”他特别反对不切实际之学,“中国思想都是实学,讲玄学的都是混饭吃的骗子,从五四起,就有人拿中国文化换面包吃,文化精神与文化使命都没有了,貌似知晓很多,但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这是中国学术败坏的开始。”

毓老曾撰写过多部著作,后来悉数焚毁,“中国学问是解决问题,不是写一本书教后人研究,我为何不写书?中国文化没有古今、新旧,只有先后,看你能不能做到先时,古人的智慧,讲就够了,思想还有新旧之分?会用,都是新的,不会用,都是旧的,讲学不是为了留一本书,而是我们能从书中得到新的智慧。有用之物却无用,在于不思。读书多少不重要,智慧多才有用,讲道容易行道难,做事容易成事难!”

“古今之争,到最后不是争学问,而是争学阀。我们不要成学派,要承学派。”他说孔子是述而不作,自己则是寻而不作,终身在寻拯世之真文。

毓老说过,“十三经注疏但存《公羊》可读。”他讲学60年,《春秋》成为书院必开的课程,但毓老所授的《春秋》为《公羊春秋》,在他看来,二十五史即盗统,“古书中有一部分盗统,亦有一部分道统。”

基于公羊大义,论及《孝经》中著名的“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一句时,毓老认为“忠于事君”一语为汉儒所加,“盖皇帝皆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故奴儒将乱制掺入经义。”又讲到《孟子·梁惠王下》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毓老极为认同孟子,“忠于国家民族,不忠于一人,如孟子闻诛一夫纣矣,如是方明宣圣思想。”

于民国人物中毓老独推崇孙中山,原因是自尧舜讲禅让,可禹后德衰,遂出现家天下的乱制,唯有孙中山能拨乱反正、大公无私,堪称尧舜以后第一人。

毓老不仅以经解经,更不排斥以佛教、基督教经典诠释中国经典,比如谈及“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他言道,“如果说没有欲望,那就是伪君子,人皆有欲,‘不惑’就是不惑于欲,如果说你不贪污,但并非无欲,你可能是好于‘好名声’的欲,如何不惑知天命?就是《金刚经》所谓‘不著相而生其心’,‘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才是知天命。”讲到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则援引《圣经》的话,“进天国的必得要像小孩”,之所以毓老如此博征旁引,并非不谙章句训诂,实在是源自他更重视经世致用,自然不斤斤计较于考据了。

“长寿的秘药偏方,只是四个字——问心无愧。”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毓老闻讯,以为是遭歹人暗算,遂腰挎双枪前往颐和园,确认先生自杀事实后深思道:“读书著作与行事,和则智,分则愚。”

毓老常引用庄子的话,“嗜欲深,天机浅。”他说养生的首要是正心诚意。

他特别重视饮食,“最难的就是口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他自己过的是“原始人”的生活,“没虫子的青菜不吃,洋玩意儿不吃,没烧开的水不喝。”他每天都要散步,在巷弄间走上两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必定用脚尖走路。四书五经都背在脑子里了,散步时再一一默诵。

毓老九十八岁时,一日身体不适,但仍开门授课,上台来开头便说:“看破世情惊破胆,万般不与政事同。政治现实,好像一阵风,但是你有风可以刮动别人吗?你们必得要守人格、爱台湾。中国人的思想是天下思想,半点迷信没有,平平整整是自我平天下之道,现在讲中国学问的全无学术生命!”忽又停住慷慨语调,问:“你们看我今天精不精神?上个礼拜上吐下泻,到今天才开始吃硬馒头,就来给你们上课。”

忽又语调变高,正声道:“你们必得要锻炼自己、必得要成材、为这块土地谋点幸福,才不愧为文人,什么是文人?古曰文人,今曰政治家,经天纬地谓之文!”然后又松缓语气说:“你们看我这么精神,像生病吗?我每天晚上还得跑跑台湾问题。”接着,毓老便气足势壮地讲起《易经》了,气定神闲,一派澄明。

曾有弟子问他长寿的秘药偏方,他回答说:“只是四个字——问心无愧。”

毓老身份证上的正式姓名,是他当年恩人的名字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本立而道生。”

区区一行字,毓老却用一生勉力践行。

他曾对人说过,此生对不起母亲和妻子。

抗战胜利后,审理满洲国战犯,清朝皇族中只有毓老不是汉奸,而国共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运走黄金、国宝及人才,毓老也被点名。但毓老母亲不愿赴台,毓老只好让夫人陪伴母亲,未料一离便是家人永别。

毓老生平不著文字,现在唯一可以找到的他留下的几百文字都是写给母亲的。母亲信佛,故去后,自言是儒家人物的毓老为孝亲而礼佛,发愿十年内手绘千幅观音菩萨像。

已是七十高龄的毓老,三天就要完成一幅观音大士像的绘制,他说:“我画画是修颐和园的画工教的,只要夜里睡不着觉,就起来画观音。”就这样,在母亲百寿时,八十岁的毓老绘得千幅观音像,把功德回向双亲。

毓老的妻子是蒙古格格,自幼两人订婚。毓老赴台时正值壮年,可他月印千水,为妻独守后半生。他说,妻子是蒙古族女孩,性格刚烈不会再嫁的,所以他也不会再娶。

在课堂上,他破例谈到过男女之爱,“下班回家,想到另一半,会不由自主笑出来,这就是恩爱夫妻。”不少弟子都听老师不止一遍地背诵过一段骈文,那是两岸往来后妻子写来的一封信:“倚门闾而望穿云树,履林海而恨满关山;两地相思一言难尽,花荫竹影满地离愁;独对孤灯,一天别恨。月夜,雨夜,无事夜;饭时,眠时,黄昏时;此六时滋味不可言传。”

1990年,留日弟子来信,起语便是“惊闻师母仙逝……”,毓老倾时泪流满面。晚年的他尽焚所书纸稿,幸存的三张夹在书里的纸头,赫然是写给亡妻的四首诗。

老人生前特别嘱托,往生时要给他穿上一件保存多年的蓝布袍。

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暗地里身为抗日分子的毓老被日本特务发觉追捕,亡命途中躲入一处民宅,主人二话不说和他互换了衣袍,还把身份证也给了毓老,帮他躲过一劫。毓老一生都带着那件蓝布袍。

在毓老的公祭礼上,马英九发来褒扬令,参加追悼仪式的弟子们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刘柱林,这是毓老来台六十四年间,身份证上登记的正式名姓,而“刘柱林”,正是他当年恩人的名字。

民间讲学六十多年、被誉为经学宗师的传奇人物爱新觉罗·毓鋆,1906年生,2011年于台湾辞世。

被尊称为“毓老”的他,一生的故事曲折传奇。他出身清朝皇族,曾在满洲国当官、被蒋中正软禁,后半生在台讲学。他的私塾“奉元书院”,学生数万人计,从易学大师刘君祖,文坛的蒋勋、简媜到政界如江丙坤、商界如温世仁,以及海外的诸多汉学家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幼时曾在宫中受业于陈宝琛、王国维等名儒,后留学日本、德国。一九四七年到台湾后,先在台东原住民部落讲课,不久任教于文化大学等校,后来在台北家中自办私塾讲学,直到将近百岁仍声如洪钟,教学不辍,在台湾中文学界无人不晓,被尊为台湾绝无仅有的中国文化传人。

他在大陆有家庭,来台六十年都独身未婚,与义子一家人同住。他去世后马英九特别颁布褒扬令称:“综其生平,流风德泽,见淑世牖民之深衷;绍统延绪,成中华文化之薪传,学海津梁,贻范永馨。(文/佚名)

原标题:中国最后一个名士,这种人以后再难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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