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刘梦溪:儒学的历史地位

来源:网摘  发布日期:2016-01-22 19:57

从古至今,没有一门学问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儒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历经浮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儒学呢?--编者按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

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文/刘梦溪)

原标题:刘梦溪: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免责声明:本网站发布文章及图片除特殊标注原创内容外均为网络整理,已知原作者及出处均已标注,著作权以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内容侵犯到您以上权益,请发邮件至web@ilong.cn,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

上一篇文章: 公羊学派: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下一篇文章: 君子不贵者 非礼义之中

分享到各大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