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黄帝之学与儒学

来源:网摘  发布日期:2015-08-05 17:58

黄帝文化与儒学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传承两者的优秀思想内容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编者按

黄帝和儒学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两翼,是新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不竭源泉和丰厚滋养,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文化基因。


(图源网络)

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自然的历史发展进程;黄帝文化和儒学携手共进,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历史作用,铸造了古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陕西则是黄帝与儒学携手共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辉煌的重要地区。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在我们传承黄帝文化和儒学优秀思想内容,涉及如何对待和处理黄帝文化和儒学的关系问题;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上寻找借鉴。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儒学是我国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在中华文明史上,两者之间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联系?这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现在学界一般将黄帝看成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称谓,即黄帝时期。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大创造的时期,黄帝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黄帝可谓人文、理性的人格代表,或者说是文明代表。

黄帝本来应该是一位部落首领,兴起于另一个氏族部落首领炎帝之后。《周易?系辞》、《国语?晋语四》、《竹书纪年?前篇》、《吕氏春秋?慎势》、《淮南子?修务训》、《春秋命历序》等都说到炎帝,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名号不同,多叫炎帝,也称神农。名号不同,表明传说性更强;也意味着其所处时代可能比黄帝更加久远;二、时间长短不同,或说他“十七世而有天下”(《吕氏春秋?慎势》),或“传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春秋命历序》)。由此可知,炎帝是一位部落领袖,也可能是炎帝氏族的名称。三、其贡献在农业的发明和相应的农业文化、原始手工业如制陶、纺织,还有原始商业贸易、原始医药学等方面。《竹书纪年?前篇》说神农“作耒耜,教天下种谷,立历日,辨水泉甘苦。”耒耜是耕作农具,延续到商周时期,历日是记录季节变化规律的早期历法,还注意观察水土的性质。《周易?系辞下》说神农时“日中为市”,出现了交易市场。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医药,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等等。

关于黄帝,《逸周书?尝麦》《国语》《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山海经》《庄子》《管子》《尸子》《周易?系辞》《吕氏春秋》《大戴礼记》《新书》《淮南子》《史记》等古文献均有记载。《国语?晋语四》记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如此,则炎帝、黄帝又同出于一个氏族——少典氏。

姜水为渭河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市境内。至于黄帝所居姬水,今不知在何处;从炎、黄的密切联系看,从黄帝陵所处地理位置看,姬水的位置离姜水应该不远。如此,炎、黄二帝应是出于黄土高原地区的两大氏族首领,后来都向外发展,走向全国。传说黄帝和炎帝进行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炎帝,统一了比较先进的中原各个部落;然后黄帝又和代表南方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发生了涿鹿之战,打败九黎,执杀蚩尤,从而统一天下。阪泉,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山西运城盐池附近;涿鹿,一说今河北涿县,一说今河北涿鹿,一说今河北巨鹿。不管哪一说,都说明炎、黄二帝的势力已经从西北黄土高原向东发展,经过今山西、河南,到达河北境内。统一南方九黎部落以后,则今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部分地区也可能纳入其势力范围,也就是说第一次统一了中原地区,形成了空前的国势。从此,黄帝成为中原各部落的首领,成就了古文献所谓黄帝代神农而为“天子”的局面。

根据文献记载的传说,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了奠基性的伟大成就。在物质文明方面,开始筑宫室,建住房,驯养和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了打井、养蚕、缫丝,生活上,“作瓦甑”,“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谯周《古史考》),战争中开始使用铜制兵器。在制度文明方面,制作了冠冕、衣裳,政治上,举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开始设官治民;并设置左右两“大监”“监于万国”,这是我国设置行政区划的先声。《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给事物、社会各部分命名,让他们分别共享财产。

晋皇甫谧《帝王世系》言黄帝“治五气(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设五量(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等度量衡)”。在精神文明方面,发明文字、书契,制定历法、甲子,设置史官,医药、美术、音乐、舞蹈都有大的发展。司马迁总结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太史公自序》)所以,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天子,伟大政治家;黄帝时代,则是中华文明喷薄兴起的伟大时代,为中华文明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地位,当然有血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文化的因素。黄帝为中华文明奠基立下了赫赫功勋,所以才为后世所景仰、缅怀。

考古材料可以证实文献记载传说的真实性。黄帝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500年前到4000年前之间,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有了新的面貌。农业的发展使人能够聚居,形成聚落;在聚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中心聚落,这就是早期城市;在这里,永久性的部落联盟就集中于此,这也使部落联盟向民族、国家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现在陕西、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考古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中心聚落。有专家已经意识到,黄帝陵所在的黄土高原,尤其是关中和延安地区,仰韶文化遗址最多,达1774处,是探索黄帝文化的重要区域。比如,西安半坡文化距今6500年左右,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西安高陵的杨官寨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大约与黄帝时代同时,聚居区边缘有一条长达1945米的环壕,已有城市的雏形。

所以,有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中国人作为文明人,中华民族作为文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发展历程的古文明,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

黄帝是中国人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始祖,称之为人文初祖,实至名归。

二、黄帝文化的历史影响

黄帝时期的文化创造称为黄帝文化,黄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从中国文化的历史角度看,黄帝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较大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对后来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书•艺文志》载以黄帝君臣题名的著作有25部,今流传的《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黄帝阴符经》等皆假托黄帝,可见黄帝影响之广大深远。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其中,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颛顼的侄子、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儿子,舜则是黄帝第八世孙,“玄孙之玄孙”,大禹则是颛顼的孙子、黄帝的“耳孙”(《史记•三代世表》),殷商始祖契,乃是帝喾的儿子,周人始祖弃(后稷),也是帝喾的儿子。三个朝代夏、商、周,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所建立。所以,关于炎帝、黄帝的传说中,有关黄帝的传说受到特别重视。当时人的理解是:“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三代世表》),这个解释有谶纬神秘色彩,但重在道德教化,恰是西汉儒家利用和改造黄帝文化的表现。

此后,黄帝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为历代所传承创新。比如,朝廷祭祀黄陵,史不绝书。在近代落后挨打的困苦时期,黄帝文化就被革命派用为革命宣传的武器。中国同盟会主要宣传阵地《民报》第一期起头四幅图画,第一幅就是《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黄帝文化不仅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资源,也是他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创立民国、振兴中华实践的精神源泉。

三、黄帝文化与儒学

在黄帝文化的历史基础上,产生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相互争鸣,儒、墨、道、法几家则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诸子百家与黄帝文化的关系,目前研究还不够,这也制约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孔子、孟子、荀子都不言黄帝,而分别盛赞黄帝的后裔尧、舜、禹。战国中期黄老之学兴起,《庄子》、《管子》均言及比尧、舜、禹更早的黄帝。根据这些材料,黄帝与儒学看来没有直接关系,但细究起来,也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儒学由春秋末鲁国学者孔子创立,他重视教育,开办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教学相长,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其弟子们也代代相传,传承、发展孔子的学问,形成了儒家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战国中期的孟子,战国末年的荀子,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北宋时的张载和二程兄弟,南宋时期的朱熹和陆九渊,明代中叶的王阳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

可以从历史文化的传承、国家治理实践的反思总结等方面,认识儒学和黄帝的关系:

其一,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初创中华文明,儒学作为对文明史的反思总结,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反思自觉,黄帝和儒学有历史的传承和发展联系,有文明创造实践和文明实践经验总结的关系。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初创,儒学是中华文明的反思总结、凝练升华;黄帝造文字、舟车等,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儒学提倡学习、克己修养,并推己及人,人文化成,文化育人,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自觉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传承和创新黄帝文化的理论结晶。

其二,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共祖,而儒家强调祖先崇拜,两者间有祖先和后裔的血缘联系,也有祖先产生繁衍后代、而后代发扬光大祖风的历史联系,还有杰出历史人物和杰出历史人物被崇拜、缅怀的联系。从汉代开始,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成为人们的共识。秦二世元年,刘邦为沛公,祠黄帝。汉武帝时多次祠黄帝,曾经率兵十余万,“祭黄帝冢于桥山”。就祖先崇拜而言,由崇拜家族祖先,到崇拜民族共祖,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传承和发展,当然也是祖先崇拜礼仪和中华民族国家相结合的一种发展、升华。在这种结合里,儒学成为民族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黄帝及黄帝文化则成为联系和凝聚各民族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都是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其三,黄帝被认为是治理天下取得显著成效的首位天子,而儒家追求治国平天下,也对理想的君主期盼甚殷,黄帝和儒学还有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和治国理政经验总结的关系。晋皇甫谧《帝王世系》载,黄帝治国,“百官以序,万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黄帝被看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治国平天下的天子,儒学则主张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两者发生历史交集,在思想上有内在必然性。

就黄帝和儒学的历史联系而言,可以说,黄帝文化中有儒学的历史源泉,从黄帝到儒学,流水淙淙。孔子对三代礼制损益的研究,对三代天命信仰的改造,对三代祖先崇拜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提升,都不能说与黄帝文化完全无关;另一方面,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接受和吸收黄老学派对黄帝的改造成果,汲取黄帝文化基因,改造黄帝为仁义天子,丰富了儒家仁义君主论的思想宝藏。结果,从汉代开始,黄帝文化就逐步渗透进儒学中,发展成为儒学的一部分,并借助儒学的思想文化主导地位,长期发挥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黄帝被改造,从战国中期的黄老学派开始。黄老学派融合道、儒、法诸家,主张无为而治,在齐国稷下学宫开始兴盛,到汉初占统治地位,对文景之治的出现起了积极作用,代表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庄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的有些篇章,也反映了黄老的思想。黄老学者假托黄帝,将黄帝改造为无为而治的君主。

汉代以孝治天下,武帝时更将儒学提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学问。黄帝文化被纳入儒学系统,成为汉帝国独尊儒术、进行礼制建设的重要资源。汉人主要采取了两大改造措施:

首先,利用黄帝文化,建设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国家礼仪制度。对黄帝进行民族国家的祖先崇拜,崇拜礼仪也上升为国家行为。这种民族国家祖先崇拜,和儒家倡导的大一统思想一起,为维护和巩固汉帝国的统治,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将黄帝改造为儒家认可的仁义天子。纬书《龙鱼河图》:“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河图•挺辅佐》:“黄帝修德立义,天下乃治。”黄帝成为儒家眼中的仁义天子。东汉《白虎通》是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法典化著作,它解释黄帝说:“黄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黄帝成为掌握了天人合一的中和之道的圣人。王充《论衡•订鬼》:“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黄帝制礼,以时驱之,立大桃木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以御凶魅,有形故以食虎。”在王充看来,黄帝还是“制礼”驱鬼的历史人物。

可见,从汉代开始,黄帝文化加入儒学系统,儒学汲取黄帝文化因素,使黄帝与儒学呈现为相辅相成、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格局。从祖先崇拜,发展到中华民族共祖崇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形成,国格形成,国家大一统形势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重大历史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儒学和黄帝文化的共同作用。

四、黄帝之道与儒学之道

根据《庄子》寓言描述,黄帝之道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为天下”(《庄子•知北游》)的“仁义”之道。《庄子•在宥》载:“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如果此言属实,则儒家的仁义治国主张,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起源——黄帝那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杀身成仁,亚圣孟子主张实行仁政,以仁义治国。黄帝的“仁义”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得到准确承袭和发扬光大,并且还升华为儒家治国理政学说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发展为修身为本、为政以德、为国以礼的治国平天下之道。

二为修身之道,提倡清静守形、“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庄子•在宥》)的长生至道,在古代养生学和中医药学中得到发扬光大。

儒家也讲修身,但不如道家重视养生,而更多地强调仁义道德人性修养或精神修养;儒家更注意承袭黄老改造黄帝的工作,改造黄帝成为仁义道德的天子,将黄帝之道纳入儒学之道中。实际上,黄帝之道融入儒学之道,黄帝被改造为遵守仁义之道的君主,并非一蹴而就,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关于黄帝治国的记载,《管子》比《庄子》多。《管子•五行》记载,黄帝治国,“得六相而天下治”,“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封禅》载,古者泰山封禅七十二家,夷吾记录了十二家,其中第五位“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任法》载,黄帝“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所谓“黄帝”,其中含有西周制礼作乐的因素,而管仲治国思想中,也含有黄帝、周公的思想因素,这显示出黄帝文化借助管仲的治国实践、借助儒道和黄老等诸子学而得以传承的情况。

关于以仁义道德治国的情况,《管子》一书讲述比《庄子》更详尽。如《管子•牧民》有言:“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完全是儒家的政治主张。《管子•心术上》则界定道、德、义、礼、法,“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天道虚静,无形、无为,遍流不变;德是“道之舍”,“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因为德,万物得以产生、生长,人得以成为人;义是“各处其宜”;礼则是因人情、义理而“为之节文”,故“礼者,谓有理也”,理的意思是“明分以谕义”,“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礼产生于义理或理义;法则有“同出不得不然”的普遍性和强制性特征,通过杀僇禁诛,一统民众的言行;而“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以道家天道思想为基础,融合儒家仁义、礼乐,落实为“名正法备”(《管子•白心》)的政治思想,有兼容百家的倾向。这种治国思想,可以看成是黄帝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新表现,称之为黄老,是恰当的。

此外,《管子》中还有养生思想。其认识是,“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虽然“莫闻其音”,但终究“乃在于心”,虽然它冥冥无形,但却“与我俱生”,故应“修心”“正形”(《内业》),这可以看成《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的历史准备。

秦汉间,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地位得到确立。学人们往往以黄帝作为议论依据,所言黄帝事迹尤多、尤细,如《吕氏春秋》、贾谊、《淮南子》、《史记》、《汉书》等,都是代表。

贾谊《新书•修道语上》言“黄帝之道”曰:“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黄帝很接近儒家心目中的仁义天子。《淮南子•冥览训》言黄帝正律历,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们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正是理想社会的典范。

《史记》载黄帝最详细,说他姓公孙,名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是勤政爱民的天子形象。他在政治上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为模型,寄托人们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它没有说到黄帝,但其理想社会模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却以黄帝时期的原始社会为原型。

《管子》以礼义廉耻化民成俗的看法,后来,特别是到宋代,受到儒家高度重视。宋晁公武谓管仲“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如《心术》、《白心》诸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为五霸之盛,宜矣。”

五代时,有位叫冯道的人,“事四姓、十君”,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论”借此总结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这就完全将《管子》黄老思想改造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了。

司马光则在《稽古录》中言:“黄帝以民生有欲,衣食虽备,苟无礼义,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勇苦怯,于是始制轩冕,垂衣裳,贵又常尊,贱有等威,使上下有序,各安其分而天下大治。”南宋罗泌《路史》言黄帝“先之德正,而后之以威刑”。在宋人眼里,黄帝完全成为儒家的德治或仁政天子、德主刑辅的治国君主了。(文/佚名)

编者注:对比黄帝之学和儒学的异同,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二者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原标题:黄帝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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