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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要做好社会动员

来源:时代周报  发布日期:2014-12-29 09:11

编者按:“儒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比起它曾经的历史地位还相距甚远,在出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精神文化相对空虚的当代中国,儒学要实现复兴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

精神再造

信仰危机、精神荒芜、道德滑坡……这些都是近年来舆论场中的高频词。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的精神给养并没有实现同比增长。于个体而言,精神一旦倾颓,内心便没了约束,行为便没了顾忌,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社会而言,丢失了价值统驭,道德底线便会被洞穿,再丰裕的物质繁荣,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儒学的社会动员(图片源自网络)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精神再造,须臾不可怠。国家毅然重拾传统文化,社会文化语境也随之悄然变化。

在这方面,市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12月20日,同一天,王健林南下抵汉,李彦宏北上入吉,毫无疑问,他们试图变轨适应一个传统国度在文化发展上的新路径―万达集团历时5年、倾心打造的两台世界级的文化大餐武汉“汉秀”和“电影乐园”盛大开业,两个项目总投资70亿元,是世界文化产业投资最大的项目之一;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峰会在吉林长春召开,百度李彦宏发表演讲,探讨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的机遇,以及百度在这方面的规划。

以传统为本,辅以资本力量和技术支撑,穿越历史的三峡,中国巨轮正在凝聚精神动力。

“儒学”正成为越来越高频的词汇,这得益于中国日益看重自身文化形象,及其提升国际话语权、文化输出的需求。体制内学者探索如何“摆正”儒学的位置,使其适应当下官方意识形态;民间力量则通过各种社会动员方式,追求理想社会。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精神相对空虚的中国社会,对儒学复兴抱有相当的期待。

官方话语和儒学地位

在国家体育馆“鸟巢”东北侧400米的地方,一座名为“中国国学中心”的大型建筑已于2014年1月开建,按进度2015年底将完工。该建筑的印玺造型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届时可与鸟巢、水立方比肩。

隶属国务院参事室的中国国学中心早在2010年成立,用参与筹建并担任该中心顾问的学者龚鹏程的话说,重视传统文化、发扬国学,久已形成政策方向,“并不是新领导人上台才开始”。

不过可以预计的是,上述工程的开建,意味着政府支持背景的国学研究和传播高峰的到来。

2014年以来,官方已明确鼓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的挖掘和阐发。继2013年11月考察山东曲阜孔府之后,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提到儒家思想蕴藏解决当代世界难题的重要启示,称研究儒学的意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上述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种种官方行动和表态振奋了儒学界。

近些年儒学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日趋活跃,但多停留在民间和高校科研机构,发扬传统文化虽一直被官方所提倡,但与儒学学者所期望的发挥儒学更大的社会功用相距甚远。

然而一些迹象表明,官方对儒学的接纳,已经超过从前。

《人民日报》11月7日刊登了《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一文,作者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文章指出西方个人主义理念的弊端,认为儒学在关系结构中确立的人的观念,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强有力替代。

而相关学者对儒学与官方意识形态融合的推动早就开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20多年前就主张儒学要同马克思主义对话,另一大师级学者、已故的北大儒学研究院院长汤一介,在几年前的“中国国学中心战略规划及内容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主题,即处理好“国学”―主要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今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一份有关大陆新儒学思潮的研讨会记录中,社科院学部委员、上世纪80年代曾主持新儒家研究的方克立提到,杜维明和汤一介正共同主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课题,“力图在这两个伟大的人类思想成果之间找到相融相通之处。”

教育实验和社会动员

在教育部门的要求下,传统文化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推广普及也在强化。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增大传统文化的教育投入;在此背景下,各地新修订教材中古诗词、散文的比重增加。

相对于官方教育部门温和地迎合,民间崇儒教育激进得多。读经私塾(书院)早年便以教育实验的面目进入人们的视野,今年,“深圳读经村”经过一轮媒体报道,再度吸引人们的视线,成为新闻热点,当时有媒体统计,国内已有近3000家读经私塾或书院。

民间崇儒教育已进行多年,然而合理性依然脆弱。今年以来,多家媒体对此的近距离观察和报道,及时地给了社会一个提醒。如果说学费高昂、教学水平难以评估的“深圳读经村”引来的是褒贬不一的议论,北京国学“黑私塾”则为此类民间教育记下了最负面的一例。

事实上诸如“国学班”、“女德班”一类以研习传统文化、提高学员道德修养为名的民间机构,早已遍地开花、又乱象丛生。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来说,这些打着国学、儒学、传统文化招牌的各种“班”仍有待商榷,儒学推广者纷纷发表意见,认为应该对发扬儒学本身抱以宽容。

儒学还在跟社会自治、乡村自治结合,如以独立学者秋风为代表的学者呼吁将宗族纳入村民自治架构,重建传统的士绅社会。在农村开设“儒学讲堂”成为一些儒学研究机构工作的一部分。据了解,今年10月9日至13日,一个由文化部组织的记者团,曾前往山东济南、济宁与青州等地,采访乡村儒学建设。

不过至少现在看起来,通过儒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其作用力和影响力,比起城市和大学里的各种“班”、“书院”,还要微弱许多。

儒学更有生命力的大众化途径,或是与企业界的合作,杜维明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商人起的作用会非常大。比如,据媒体报道,北京世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仝,曾支助“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王财贵将“读经教育”推广到大陆,后来又支持秋风创办弘道书院。

今年高调成立的“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宣称要以“积极与企业界合作举办国学与现代管理高级研修班”等具体形式,“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平台”。在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多见的儒学社会动员模式。(文/陈舒扬)

原文标题:儒学复兴的社会动员

编者注:儒学在一个时代的繁盛与衰退都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如今儒学若要复兴也必须做好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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